Safe Spaces

Queer Safe Spaces

在更广泛的安全空间语境下，酷儿安全空间旨在为酷儿及LGBT+参与者提供安全保障。尽管酷儿和LGBT+群体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Chéry, 2017）和非西方国家（Cooney, 2018）取得了显著的法律与政治成就，但其身体安全仍面临高侵害风险（Edgecomb, 2017）。因此，无论是物理的还是虚拟的酷儿安全空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且广受欢迎。然而与此同时，酷儿安全空间似乎延续了安全空间在不同权力结构与空间中存在的包容与排斥倾向。

物理层面的酷儿安全空间研究  PridebyDesign 2023

Inclusive Design Lab: Theory into Practice, Design Progress

Pascar等人（2018）提出酷儿安全空间具有以下特征：（1）强调抵抗与颠覆作为构建酷儿空间所需要的关键能力；（2）为社群及其文化提供专属空间；（3）构建仅社群成员知晓的主观边界，无需向外界明示；（4）建立新的时间性组织，持续创造主观性别体验与表演，而非产生割裂。

Offline Contexts

酷儿安全空间不仅意在为参与者提供“得以存在”的安全感，也让她/他们有机会探索，并或许逐渐成为“本来的自我”。相较于其他安全空间，这些围绕酷儿空间“固有安全性”的额外期待与理解，使对于“安全”的含义更为复杂。因此，酷儿安全空间的参与者可能对安全性抱有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期待与理解。基于对西耶路撒冷酷儿和 LGBT+ 社群的研究，David 等人（2018）探讨了这些空间如何持续受到以色列长期的不安全处境及其军事化文化的塑造。结论指出，酷儿安全空间本身呈现出所处环境中的不安全感、无归属感与疏离感。

同样地，在论述2016年奥兰多夜店枪击事件时，Hanhardt（2016）提醒读者，尽管LGBTQ酒吧和俱乐部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些场所从未真正实现过完全的包容。Hanhardt 通过分析袭击事件的公共讨论如何将以有色人种为主要出入者的 Pulse 夜店置入特定叙述框架，指出：这种“在地方中获得安全”（safety-in-place）的想象仍然受制于种族与经济等级的空间生产。我们同意Pascar等（2018）的观点：“容错式”（room for error）安全愿景鼓励参与者尝试并练习新的想法与行为，将这些空间视为容纳社会互动中“偏差”发生的宽容场所。与之相对，“差异式”（room for difference）安全愿景则致力于从霸权空间的暴力环境中划出区隔，为非规范性身份与实践创造尽可能友善的空间。

奥兰多夜店枪击事件：

2016年6月12日，49条无辜生命在一个本应安全的场所殒落。Pulse Nightclub本是LGBTQ+群体与拉丁裔社区成员庆祝自我认同的空间。此次袭击成为全球性转折点，引发了关于仇恨犯罪、枪支暴力及LGBTQ+权益的广泛讨论。

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同样指出，酷儿安全空间对 LGBTQ 个体而言既可能提供安全，也可能带来排除。“安全空间”概念同时具有政治与教育学价值，并在酷儿与 LGBT+ 教育政治实践中被有效运用，使部分学生的处境在特定空间中获得了实质性的改善。在讨论教育情境中的 LGBTQ 安全空间时，Sadowski（2016）梳理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马萨诸塞州“同志与异性恋教育网络”（GLSEN）的发展。他提出，学校应被建构为肯认性的空间，使酷儿学生与教师不仅得以生存，也能够发展并茁壮成长。因此，安全应被理解为一种关于“可活性”（livability）的状态（Browne 等，2019；Butler，2004）。Sadowski（2016）提出了一系列路径与策略，即通过整合肯认与尊重的实践，建构对 LGBTQ 学生具肯认性的学校环境。Bain 和 Podmore（2021）则将目光投向北美郊区——相较城市中心，这些地区的 LGBTQ2S （其中包括北美原住民的“双灵”认同） 青年比例更高。两位学者指出，酷儿青年参与共同创造空间的实践，并借助一系列“超越安全本身”（more-than-safety）的过程（Bowstead，2019；Peters，2003）——例如资源调度力（resourcefulness）与关系共处力(conviviality)——来生成这些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她/他们所塑造的并不仅仅是安全本身，也为富有意义的社会互动与人际协作开辟了可能性。

此外，Britzman（1995）、Nelson（2006）、Sauntson（2018）、Paiz（2020）以及 Paiz 与 Coda（2021）等教师兼研究者主张，不能只把所谓“包容性”的提升理解为对具体“教学场所／地方”（place）的修补，更需介入“教学空间”（space）本身的生产方式。Nelson（2006）进一步指出：“课堂组织与课程内容往往被建构为异性恋主导的领域，课堂互动被默认仅发生在异性恋者之间，且不存在非异性恋者的参与。”（亦见 Sauntson，2012；译者注：原文 “without straight people” 明显为笔误，此处按语义修正为“不存在非异性恋者”）。因此，无论是实体课堂还是线上课堂，都往往以“基本课程需求”之名强化异性恋规范性。Paiz（2020）以其在美国与中国的教学情境为例，提出不仅要在课程材料中加入酷儿的身体、声音与主体性，更要延伸 Nelson 的主张——在地方性情境中推动酷儿的深度融入。Nelson 与 Paiz 都认为，仅仅将酷儿相关情境加入课堂并不足以构成一个酷儿安全空间；更关键的是，要在地方性情境中对酷儿身体、酷儿内容进行精细化与重新定位。

然而，前述教师兼研究者所倡导的那类酷儿教育法并非单一的，也尚未被制度化。因此，“酷儿教育法”之所以“酷儿”，恰恰在于它不存在一套统一的教学策略或可供教师套用的工具。此外，如果课堂被视作一种安全空间，那么营造这种环境就不应再只是教师的责任；我们也必须邀请学生参与共建，协助教师理解当代“酷儿性”的样态。为此，学生也应当被赋予机会，使其成为关于自身以及所处地方性环境的“专家”。显然，自 Luhmann（1998）提出以下观点以来，局面并未发生太大改变：“当我们将其置于教育法的框架下时，除了指出内容转化与课程酷儿化的局限之外，[我们还必须]让教育学最基本的前提本身受到质疑——包括其对理性主体的诉求，即相信主体能通过准确再现而获得宽容或安慰。”

因此，我们主张：若要使课堂成为一种酷儿安全空间，仅仅在教学中加入酷儿内容远远不够。无论是正式课堂还是非正式课堂，都应成为一个对教学、知识与观看方式的规范性进行生产、分析与解构的空间。作为一种酷儿安全空间的酷儿教育法，必须容许围绕身份与权力展开的批判性讨论与对话，并要求酷儿文化在课堂内外都能存在。这进一步意味着，作为教育实践的酷儿安全空间必须能够体现教育、知识与更广泛社会情境之间的流动性。由此，学生得以成为自身学习与知识的“裁判者”，她/他们的声音能够被真正听见，而不再受限于那种更为传统、异性恋规范导向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

Constructing Queer Safe Spaces Within Online Contexts

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与广播——通常被视作、并运作为主流群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平台；因此，它们既无意也无力为边缘群体（其中包括性/别少数群体）提供安全空间。相比之下，研究者发现，酷儿安全空间中的纳入与排斥机制，在数字酷儿安全空间中依然存在（Boyd & Ellison, 2007；Nash & Gorman-Murray, 2019；Papacharissi, 2002）。近几十年来，数字媒体技术与社交网络的发展为边缘群体与边缘化观点提供了安全空间，尤其体现在行业性、本地性、意识形态取向以及另类媒体平台之中（J. Bowstead, 2019；Cranston & Lloyd, 2019；David & Baden, 2020；Light & Cassidy, 2014）。这些空间已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讨论对象（Manning et al., 2020），其中尤以对酷儿与 LGBT+ 群体的关注最为突出（Asante, 2018；Scheuerman et al., 2018）。此外，这些空间在为边缘群体与边缘化观点生产并实践安全空间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Asante, 2018；Scheuerman et al., 2018）。

例如，Cavalcante（2019）指出，诸如社交媒体等酷儿安全空间，已成为当代青年新的“同志街区”（gayborhoods）与“同志酒吧”。因此，他认为，青年通过社交媒体聚合，承担多种社会—政治与文化功能，例如：自学 LGBTQ 相关议题，并将其作为自我表达与探索的工具；促进性网络与性接触；为志同道合的社群展开数字化的亲密叙事；以及构建集体记忆的存储库。此外，Asante（2018）在封闭的 Facebook 群组中，考察了非洲酷儿男性对于归属感的认知，及其安全空间内部的动态机制。他指出，社交媒体使生活在非洲大陆及散居海外的非洲酷儿们能够在虚拟空间中建立跨国的离散关系（transnational diasporic relations）。

此类研究揭示了安全空间如何转化为数字媒体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内容较少受到霸权控制，弱势群体也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然而，尽管人们期望在网络上为边缘群体创造另类且安全的空间，这些空间却可能迅速演变为充满骚扰与霸凌的威胁性空间，与线下空间的情形如出一辙。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通过数字渠道进行的各类沟通过程显著加强。在行动自由受限、保持社交距离成为要求之后（Browne et al., 2020；David & Sommerlad, 2021；Kay, 2020），全球大量公共与私人机构纷纷转向将数字沟通作为面对面交流的替代方式。向数字沟通平台与直播技术（如 Skype、Zoom）的快速转型也导致网络霸凌行为的增加，其中包括一种被称为“Zoom轰炸”（Zoom Bombing）的特定形式（Sommerlad & David，待刊）：即通过劫持虚拟会议来干扰沟通，其目的可能是推动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议程，也可能仅为取乐。

涉及性/别与种族议题的讲座、学术会议及相关组织的会议，成为此类攻击的主要目标，而这些攻击多由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发动。在受攻击的对象中，LGBT+ 与酷儿组织及其会议所占比例尤其高（Coughlan, 2020）。因此，原本是希望通过建立安全的数字空间以维持线下空间的角色与功能，却最终导致不安全的处境，并使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与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入侵到参与者的私人领域。用以构成安全空间的实践，也揭露出这些空间在生成过程中的不足——尤其是在数字领域，在线沟通对酷儿与LGBT+个体最终是获得安全，还是失去安全，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线上与线下空间彼此相似，因为其中的不平等与权力关系都会以不同形式被再生产。然而，正因为数字空间的结构与特性能够让不同群体发声，使其在为边缘群体与边缘化观点提供安全空间方面具有独特的潜力。与此同时，若要将数字空间真正作为安全空间，其使用方式仍需得到管理与规范，以防参与者因其边缘化身份而遭受恶意攻击。

Conclusion

酷儿安全空间似乎也会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与空间中，再现（一般）安全空间内部的纳入与排除倾向。与此同时，对酷儿安全空间话语的关注，为理解安全空间提供了重要的情境化视角。这种情境化有助于揭示：人们对“安全”的理解，以及构建安全空间的相关实践，是如何根据不同社群的需求与特性而被塑造并重新想象的。因此，“酷儿安全”往往被想象为一种能够探索与实践多样性的空间，这种想象也促成了对于“酷儿安全”概念的不同期待。关于“安全”的含义及其实践所隐含的多种未被充分意识到的假设，可能会与安全空间普遍存在的纳入与排除动态相互叠加，进而可能导致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形成某种共谋。因此，酷儿安全空间也受到更广泛的文化、政治与经济不平等的塑造，这一点在关于监控国家（surveillance state）、同志国族主义（homonationalism，亦作“同性恋民族主义”）（Puar, 2007, 2017），以及当代（不）安全体制下酷儿安全空间建构的相关讨论中已有充分体现（Pascar et al., 2018）。这一机制可能会排除那些其经验或表现未能符合安全空间规范的个体，使她/他们难以获得该空间所提供的象征性权力与资源。不过，酷儿安全空间中的排除现象，也可能源自其所独有的特征。

因此，酷儿安全空间通常被视为一种无评判的宽松空间，容纳多种表达、呈现与认同形式，甚至包括在该空间之外会被视为非规范性的那些。然而，当参与者带着不同的期待，以及在空间中如何“正确”行动的假设进入同一个酷儿安全空间时，这些期待便可能彼此冲突。由此可见，与实体空间相似，酷儿安全空间也可能因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威胁而变得不再安全（Hartal, 2017；Pascar et al., 2018；Scheuerman et al., 2018）。进一步而言，为构建整体性、关系性的酷儿安全空间认知框架，酷儿安全空间应作为物理、话语、修辞、虚拟、物质、情感及想象等多重维度的交汇点（Clark-Parsons, 2018；Cranston & Lloyd, 2019；Djohari et al., 2018；Lewis et al., 2015；Nash et al., 2019；Roestone Collective, 2014）。类似地，在教育情境中，酷儿安全空间承担着促进学生进步并强化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建设性任务。然而，由于教育空间总是在特定情境与具体身份之中被实践出来，其局限性也同样显而易见。这同样表明，“安全”概念具有模糊性；在构建酷儿安全空间时，必须始终考虑一系列具体因素，如空间位于何处、服务对象是谁等。

从本质上说，酷儿安全空间是一种经由协商而形成的空间性建构(spatial constructions)。无论是话语层面、线上空间、物理空间还是教育环境中的呈现，它们都揭示了一种充满矛盾与争议的情感政治(emotional politics)。这类协商生成的空间本身存在固有困境。因此，无论是空间的参与者还是建构者，都必须投入细致的关注，方能在其中生成个人或集体的安全感。这种关注既关乎安全空间的建构实践，也涉及酷儿安全空间在具体情境中的落实方式。此外，不同身份群体对“安全”的理解并不相同，且会随时间与地点而变化。正由于关于“安全”的话语具有多元性，酷儿安全空间被建构为一种时变性（temporal）的概念，并衍生出多种形式的排除或边缘化情境。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2021 年进一步凸显了为边缘群体创造安全空间的重要性。疫情同时也揭示了虚拟平台作为社会协商空间的重要作用。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的转向伴随着多重风险。具体而言，由于社交距离限制，线上空间迅速成为几乎唯一可用的社会互动场所；然而，它们并未能为参与者提供足够的保护，因为在此次转向过程中，此前塑造线下酷儿安全空间建构的复杂话语几乎被完全忽视。那些对种族、性/别议题进行批判性探讨的组织与活动，遭到了极右翼团体与个人的攻击。这不仅凸显了线上酷儿安全空间的重要性，也暴露了其时变性（temporality）与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为线上与线下的酷儿安全空间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定义，有助于学者与行动者更清晰地理解塑造这些空间的协商过程，并协助保护参与者免受潜在伤害。

正如其他安全空间一样，酷儿安全空间也常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与空间中，导致一些成员被排除，而另一些则进一步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对酷儿安全空间话语的关注揭示了关于“安全”的观念与实践，是如何依据酷儿与 LGBT+ 社群的特定需求与特有条件被塑造与重新想象的。首先，酷儿与 LGBT+ 社群在探索与实践被边缘化的生存方式时，可能会形成对“酷儿安全”的不同期待。若这层张力被忽略，便可能在“安全”的理解上出现分歧。

其次，与其他安全空间类似，酷儿安全空间有时会将被界定为挑衅或冒犯的话语隔离在外，以保护空间中的成员。这种倾向可能会限制对话与成长，并使部分参与者失去发声空间。正如 Monk（2011）以及其他学者（Guha, 2019；Hartal, 2017）所指出的，那些以“安全”之名的保护不仅无法阻止欺凌或受害话语的发生（Ringrose & Renold, 2010），反而维持了“避免伤害的安全”（safety from）与“得以行动的安全”（safety to）”的二元对立话语，并再生产了成人权威式的监控机制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酷儿与 LGBT+ 身份的排除。因此，无论是线下或是线上,对酷儿安全空间的关系性与整体性理解，需要同时关注酷儿行动空间中不断变化的“安全—不安全”机制的多重面向。